耳杯與魏晉酒文化！

　　耳杯是古代的典型飲酒器物之一。因其造型雙側的手柄形似耳朵，所以稱之為耳杯。另因其身兩旁的雙柄形同小鳥的羽翼，因此也可稱為“羽杯”和“羽觴”。耳杯形制早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，盛行于秦漢至魏晉南北朝。

　　耳杯多呈扁橢圓形，弧形壁，淺腹平底，口緣兩側各有半月形或方形雙耳。因造型雅致簡約，靈活小巧，暗合魏晉時期儒士的價值觀、審美觀與文化取向，深受文人士子喜愛。后南朝梁元帝在《彩蓮賦》中吟道：“鹋首徐回，兼傳羽杯。”羽杯即耳杯，此詩可透析出南朝時期人們以耳杯傳酒共飲的和諧歡快畫面。

　　魏晉期間受到少數民族遷入中原地區的文化影響，因此人們的餐飲形式也得以改變，經由過去的分餐制開始向合餐制演變，如此一來，志趣相投、交誼深厚的諸親六眷相聚用餐時，美酒在宴會中的娛樂性便得以更佳體現。宴飲形式也發生了新變化，由之前的“一人一席”發展為后來的“眾人一席”。

　　因耳杯無蓋，兩側耳柄的設計使得耳杯在眾人宴席中拿取或傳遞時都十分快速、便捷，可享受即拿即飲的酣暢，滿足了愛酒人士在與親友聚會時的酣飲之快。如南京西崗墓中出土的青瓷耳杯套裝合，推測應為使用于酒宴中的飲酒酒具組合。

　　王羲之的名作《蘭亭集序》有“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”，生動形象地描繪了魏晉風流“曲水流觴”之雅貌：達官士人，沿河而聚，把酒迎歌。耳杯置于溪流之中隨波飄蕩，若耳杯停滯于某人面前，此人需飲盡杯中酒，且即興賦詩，如若做不出詩就罰酒三杯。

　　除曲水流觴之外，耳杯也在日常飲酒廣為應用。飲酒是魏晉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而日用酒具中當屬耳杯具士人風度，多為貴族等上層階級使用。其中青瓷耳杯雖不如漆器、琉璃、玉質耳杯貴重，但因其原料豐富、容易成型的優點，在晉代貴族文人的生活場景中十分多見。

　　如竹林七賢壁畫中所描繪：畫面中的多位魏晉名流幽坐山林，沉浸于酒樂之間。畫面共有三處描繪了耳杯，包括畫中人物山濤單手執耳杯呈欲飲之勢，神態迥然，似一邊暢談玄理，一邊飲酒；再有畫中人物劉伶，手持耳杯，貌然己醉；還有人物王戎，則將耳杯置于地上。此畫此景生動傳達了魏晉名士的灑脫不羈，耳杯的使用也增添了風流瀟灑之意味。

　　魏晉士人以風流為尚。他們高標傲世、逾越禮教、行為怪誕、任性自然，終日以清淡、縱酒、服食、游山水、寫書法為樂。論及風流的本質，袁行霈先生認為：“風流指的是在這種思想和思潮（玄學）影響下士人精神世界的外觀，更多地表現為言談、舉止、趣味、習尚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準則。”

　　可以說風流是魏晉士人玄學思想內化后的一種自然流露，表現為一種忘我和陶醉的狀態。他們不斷追求新的生活方式，講究清淡、自然。 所謂風流懷古之觴，是指魏晉士人在選用“觴”飲酒時，還有一層追慕古人、寄托幽思的意味。受社會經濟緩慢發展的緣由，青瓷耳杯在當時社會屬于較為的飲酒器具，一般的耳杯材質為陶制。陶耳杯雖不盡精致，仍廣為流傳。東晉墓中就發掘了多數陶耳杯。

　　所謂“談諧終日夕，觴至輒傾杯”，是魏晉詩人陶淵明在《乞食》中因饑餓而出門借貸，在受到主人盛情寬帶后，以耳杯飲酒，酣飲賦詩的情景描繪。另外，耳杯自古就有久遠的文化傳統。屈原曾在《楚辭》中道：“瑤漿蜜勺，實羽觴些”，還有西漢末班婕妤的《自悼賦》中：“仰視兮云屋，雙涕兮橫流。顧左右兮和顏，酌羽觴兮消憂。”可看出自古名士就愛使用耳杯飲酒，應當也是受耳杯造型圓柔簡淡、用材素樸，更能表現風流懷古、黯然神傷情懷的因素影響。

　　總之，耳杯作為酒器，造型之簡、功能之豐富、蘊意之深，十分順應魏晉時期的士人風流，具有簡淡自然的藝術審美和懷古幽思的文化底蘊。（來源：鳳凰網酒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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